每隔一段時間，新聞就會出現類似的畫面：公車司機與乘客爆發衝突、在行駛中爭吵、急煞、逼車，甚至發生更嚴重的事故。每次事件發生後，社會輿論總會聚焦在「當下誰對誰錯」、「乘客是不是太刁鑽」、「司機是不是壓力太大」。但真正該被認真討論的，往往被忽略了：一個無法控制情緒的人，是否本來就不該從事載運他人生命安全的工作？
公共運輸的本質，並不是單純的「開車」。公車、客運、校車、接駁車，這些都是高度責任型職業。一個司機手上掌握的，不只是一輛車，而是數十名乘客的生命安全，以及整條道路上其他用路人的風險。如果情緒管理能力不足，這份工作就不只是「做得不好」，而是本質上不適任。
情緒失控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可預期風險。很多人會說，司機也是人，也會累、會被激怒。這句話本身沒有錯，但問題在於：正因為會被激怒，這個職業才必須有更高標準。就像我們不會因為醫師很累，就接受他在開刀時摔器械；也不會因為機師壓力大，就容許他在駕駛艙情緒失控。不是因為他們比較「高尚」，而是因為後果承擔不起。
從實務面來看，情緒失控的駕駛，本身就是道路上的不定時炸彈。不是每一次爆炸都會上新聞，但只要一次，就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而這樣的風險，其實是可以在制度上被預防的。
問題在於，目前台灣對於載運服務從業人員的管理，過度集中在「技術能力」與「時數規範」，卻長期忽略「心理與情緒適任性」。考照重視的是駕駛技巧、路考、筆試；在職管理重視的是有沒有超時、有沒有違規；卻很少真正檢視一個人是否具備長期面對壓力、衝突與突發狀況的心理素質。
更現實的是，當司機一旦出現情緒問題，系統往往傾向於「撐著用」。因為缺工、因為排班困難、因為營運成本，最後變成只要沒出大事，就繼續上路。這種做法，表面上是在解決人力問題，實際上卻是在把風險轉嫁給乘客與社會。
從乘客角度來看，搭公車本來就不是一件需要承擔心理風險的事。乘客付錢，是為了安全、準時、穩定的移動，而不是進入一個情緒隨時可能失控的封閉空間。當司機在行車途中怒吼、爭辯、做出危險駕駛行為時，乘客其實沒有任何有效的即時保護機制。這本身就是制度設計的缺失。
那政府與業者能做什麼？其實方向並不困難。第一，將情緒管理與心理適任性納入正式評估，而不是流於形式的教育訓練。不是上過課就算，而是要有實際篩選與追蹤。第二，建立明確的退場與暫停機制。當一名司機多次出現情緒失控紀錄時，應該是被暫停載運工作，而不是等事故發生。第三，改善申訴與通報制度，讓乘客的反應不只是「投訴」，而是安全訊號的一部分。
同時，也不能忽略工作環境本身。長工時、不合理班表、缺乏支援，都會放大情緒問題。但這不能成為容忍失控的理由，而是更應該被視為：如果制度本身會把人逼到失控，那制度就必須被修正，而不是讓乘客承擔後果。
說到底，這不是在指責某一個司機，而是在討論一個基本原則：任何需要載運他人、掌握公共安全的工作，都不該由無法控制情緒的人來擔任。這不是歧視，而是責任分工。
道路安全與公共安全，從來不是靠運氣維持的。真正成熟的社會，是在事故發生之前，就先把不定時炸彈拆掉，而不是等爆炸後才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