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ie yang

全民健保長期被視為台灣最自豪的制度之一，但只要真的離開台灣生活過一段時間，再回頭看這套制度，很多規定其實經不起推敲，甚至充滿矛盾。問題不在於健保該不該存在，而在於：這套制度在實際運作上，是否已經偏離了公平與合理的基本原則。 最讓人難以理解的，就是對「人在國外」這件事的雙重標準。制度一方面不希望國人平時不繳保費，等回台灣才來使用健保，於是設計了「入境即強制復保、不得停保」的規定。表面理由是防止制度被濫用，但實際效果卻是：不管你回台灣是不是為了工作、探親、辦事，只要入境，就必須立刻繳保費，而且之後出國也不能隨意停保。 問題來了。如果健保這麼介意國人「只在需要時才使用」，那為什麼又同時允許另一套看似補償性的制度存在？例如，國人在國外就醫後，可以回台申請部分醫療費用核退，但卻設下嚴格的申請期限與繁複條件。這兩套邏輯放在一起，其實是互相衝突的。 因為現實是，大多數人在國外會去看醫生，幾乎都是因為「不得不」。在多數國家，看門診並不像台灣這麼方便，不是臨時掛號就能解決的事。如果不是急症、明顯不舒服，很多人根本會選擇忍一忍，等回台灣再看。也就是說，真正發生在國外的醫療行為，幾乎都接近急診性質。 既然如此，那麼回台後還要限制申請期限、要求各種證明，甚至讓人實際上很難成功申請核退，這樣的制度設計到底是在補償誰？如果制度預設「國外就醫是例外狀況」，那就不該一邊強迫復保，一邊又假裝提供一條幾乎走不通的補償管道。 更矛盾的是，健保制度在這裡展現出一種很奇怪的態度：要收錢時，不管人在哪裡、回來做什麼，一律算你責任在身；但要給保障時，就開始強調時間限制、程序正義與行政規定。結果變成一種結構性的傾斜——義務是即時且強制的，權利卻是有條件、可被否決的。 這也讓人不免懷疑，所謂「國外就醫可申請核退」，是否更多只是制度上的裝飾，而不是一個真正期待被使用的保障機制。如果大多數案例在實務上都很難成功，那它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是為了讓制度看起來比較公平，還是真的有打算讓國人用得到？ 當然，制度設計不可能完美，也不可能完全防止濫用。但問題是，現在的健保制度，似乎選擇了最簡單的一條路：用強制手段確保收入，用行政門檻降低支出。這樣的做法，也許在財務上有效，卻很難說在制度正義上站得住腳。 真正合理的制度，應該是邏輯一致的。如果認定人在國外期間不應享有健保，那就應該允許清楚、合理的停保與復保機制；如果認定國外就醫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那就應該提供真正可行的補償方式，而不是形式上的窗口。 健保不是不能檢討，也不是不能改革。真正的問題，是當一套制度只允許被歌頌，卻不允許被質疑時，它就很容易從保障，慢慢變成一種理所當然的收費機器。討論這些矛盾，不是為了否定全民健保，而是希望它至少能對得起「全民」這兩個字。 When the Logic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ntradicts Itself, Can It Still Be Called “Protection”?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system has long been portrayed as one of the country’s proudest achievements. But for people who have actually lived abroad for a period of time

每隔一段時間，新聞就會出現類似的畫面：公車司機與乘客爆發衝突、在行駛中爭吵、急煞、逼車，甚至發生更嚴重的事故。每次事件發生後，社會輿論總會聚焦在「當下誰對誰錯」、「乘客是不是太刁鑽」、「司機是不是壓力太大」。但真正該被認真討論的，往往被忽略了：一個無法控制情緒的人，是否本來就不該從事載運他人生命安全的工作？ 公共運輸的本質，並不是單純的「開車」。公車、客運、校車、接駁車，這些都是高度責任型職業。一個司機手上掌握的，不只是一輛車，而是數十名乘客的生命安全，以及整條道路上其他用路人的風險。如果情緒管理能力不足，這份工作就不只是「做得不好」，而是本質上不適任。 情緒失控不是偶發事件，而是可預期風險。很多人會說，司機也是人，也會累、會被激怒。這句話本身沒有錯，但問題在於：正因為會被激怒，這個職業才必須有更高標準。就像我們不會因為醫師很累，就接受他在開刀時摔器械；也不會因為機師壓力大，就容許他在駕駛艙情緒失控。不是因為他們比較「高尚」，而是因為後果承擔不起。 從實務面來看，情緒失控的駕駛，本身就是道路上的不定時炸彈。不是每一次爆炸都會上新聞，但只要一次，就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而這樣的風險，其實是可以在制度上被預防的。 問題在於，目前台灣對於載運服務從業人員的管理，過度集中在「技術能力」與「時數規範」，卻長期忽略「心理與情緒適任性」。考照重視的是駕駛技巧、路考、筆試；在職管理重視的是有沒有超時、有沒有違規；卻很少真正檢視一個人是否具備長期面對壓力、衝突與突發狀況的心理素質。 更現實的是，當司機一旦出現情緒問題，系統往往傾向於「撐著用」。因為缺工、因為排班困難、因為營運成本，最後變成只要沒出大事，就繼續上路。這種做法，表面上是在解決人力問題，實際上卻是在把風險轉嫁給乘客與社會。 從乘客角度來看，搭公車本來就不是一件需要承擔心理風險的事。乘客付錢，是為了安全、準時、穩定的移動，而不是進入一個情緒隨時可能失控的封閉空間。當司機在行車途中怒吼、爭辯、做出危險駕駛行為時，乘客其實沒有任何有效的即時保護機制。這本身就是制度設計的缺失。 那政府與業者能做什麼？其實方向並不困難。第一，將情緒管理與心理適任性納入正式評估，而不是流於形式的教育訓練。不是上過課就算，而是要有實際篩選與追蹤。第二，建立明確的退場與暫停機制。當一名司機多次出現情緒失控紀錄時，應該是被暫停載運工作，而不是等事故發生。第三，改善申訴與通報制度，讓乘客的反應不只是「投訴」，而是安全訊號的一部分。 同時，也不能忽略工作環境本身。長工時、不合理班表、缺乏支援，都會放大情緒問題。但這不能成為容忍失控的理由，而是更應該被視為：如果制度本身會把人逼到失控，那制度就必須被修正，而不是讓乘客承擔後果。 說到底，這不是在指責某一個司機，而是在討論一個基本原則：任何需要載運他人、掌握公共安全的工作，都不該由無法控制情緒的人來擔任。這不是歧視，而是責任分工。 道路安全與公共安全，從來不是靠運氣維持的。真正成熟的社會，是在事故發生之前，就先把不定時炸彈拆掉，而不是等爆炸後才檢討。

我常常覺得，台灣整個行政體系裡最奇妙的一群人，就是公務員。尤其不是基層，而是 職等越高、越接近決策的人，越容易展現出一種奇特的特質： 講話很會，但負責很慢。規定講得頭頭是道，但實際上願意承擔、願意拍板的人，永遠消失在流程裡。 這不是我在刻意酸，是這些年的經驗累積下來形成的一個觀察。 你會發現：在民間企業，效率問題是員工的責任；但在台灣政府，效率問題會被制度包裝成「必要流程」，責任自然就稀釋到找不到人要負。 到底為什麼台灣公務員特別「不敢負責」？我想從幾個層面說說。 1. 台灣的「不犯錯文化」比「做好事文化」還強 台灣的行政體系裡，一件事要順利做成，需要三件事同時發生： 沒有人反對 規定找不到漏洞 沒有人可能因此被檢討 只要這三條其中一條有風險，事情就會立刻停擺。 你問為什麼？因為在公務體系裡，「做事」和「犯錯」之間的距離太短，而「犯錯」和「究責」之間的距離太長。 換句話說：做越多，風險越大；做越少，越安全。 所以政府很多政策會看到這種荒唐現象： 該執行的事情拖半年 出錯的事情推半年 民眾的事情等到他麻木 上級的事情立刻處理 只要誰想做改革，反而會被同儕當成「破壞和諧的人」 這不是個案，是結構。 2. 「流程」在台灣是防彈衣，不是工具 台灣的公務體系，非常迷信「程序正義」。這本來是好事，但在台灣，它已被扭曲成： 只要程序齊全，內容就不需要負責。 我舉幾個大家都看過的真實情境： 例子一：你找某單位申請一件很簡單的東西 結果你會遇到： A 說要找 B B 說要先問 C C 說需要 D 簽 D 說這個要 E 開會通過 E 開完會後，說要再補件、等下一次會議 半個月後，你問進度，對方通常會回答： 「目前程序還在進行中，我們依法行政。」 注意看，他沒有回答你的問題，也沒有任何承諾。但這句話能把所有責任一次抵銷。 例子二：明明搞砸了，但永遠找不到誰負責 你一定看過公部門的經典 SOP： 東西壞了 → 送廠商 廠商說正常

如果要說台灣交通裡最奇妙的一群人，我覺得不是汽車，也不是機車，而是——自行車騎士。你說他們弱勢嗎？好像是，但你看他們在路上的行為，又完全不像弱勢。反而更像一種「法律邊緣存在」，誰都碰不到、誰也管不了，卻每天都在路上自由穿梭。 其實我不是要指責誰，我只是單純想弄懂：為什麼這群人可以同時擁有最大自由，卻承擔最少責任？ 自行車的地位模糊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程度 台灣的交通分得很細，但是一講到自行車，整個邏輯就開始鬆掉。它到底是車？還是行人？答案好像是：「看你自己想當什麼。」 因為實際上你會看到的情況是這樣： 想快，就跑到車道跟汽機車一起流 想安全，就跳上人行道 想抄近路，就逆向一下 想聊天、放鬆，就兩台並行慢慢滑 更神奇的是，不管發生什麼事，旁邊的車幾乎都會被期待「一定要讓」。不是因為法律，而是因為「反正他是自行車」。 我沒有要否定他們的使用權，而是覺得這個狀態真的太不平衡。 自行車沒有車牌，基本上就是「無法檢舉」 台灣的交通有一大部分靠檢舉在維持，這大家都知道。但自行車因為沒有車牌，基本上： 違規沒人能拍 出事沒有溯源 法規也很難落實 所以你看到很多本來「不應該被鼓勵的行為」，卻因為沒有成本而變成習慣。不是因為騎士故意，而是環境讓他們習慣「反正沒差」。 這才是核心問題：沒有制度，就會讓好的行為變得沒有誘因，壞的行為變得沒有代價。 我真的常常覺得，自行車騎士也不是壞，只是制度讓他們太鬆了 汽車犯規有罰單，機車犯規有罰單，自行車……真的大部分時候就是「算了」。政府也知道問題存在，可是因為「自行車等於環保」這種政治正確的框架，很多配套一直不敢做。 結果變成： 基礎執法做不到 配套規劃不完整 騎士自我保護意識也被寵得很低 交通自然亂掉。 所以不是要說誰「跩」，而是：一個沒有制度約束的族群，很難期待他自律到哪裡去。 你說自行車弱勢沒錯，但弱勢不是免責 我覺得很多時候，一些騎士真的誤會了「弱勢」這件事。政府保護弱勢，但不是讓弱勢不用遵守規則。保護不代表寵溺。這兩個概念在台灣常常被混在一起，害到的不是別人，是整體交通環境。 自行車可以做得更安全、更有秩序，但前提是：制度要先到位，責任要先明確。 其實我也不是針對騎士，我是在疑問：為什麼台灣的制度永遠缺一塊？ 政府推動自行車上路、推動運動、推動綠能很好，但奇怪的是，每一個政策都少了一個「責任配置」的部分。 你要大家騎得安心，那就應該： 明確道路使用規則 設立可被檢舉的標準 建立一定程度的責任制度 與基礎建設配套起來 但台灣就是：「先上路再說，反正大家自己想辦法。」 所以變成今天這個樣子：自行車不是太上皇，是制度放著不管，害他們看起來像太上皇。 結語 台灣的交通問題一直都有，但自行車這塊真的被忽略太久。它不是壞，而是太自由。其他用路人不是想針對，而是太無奈。 如果真的想改善交通，第一步不是檢討騎士，而是：把自行車的定位、責任、制度講清楚、做完整。 否則，台灣的路永遠會像現在這樣：每個人都在小心旁邊的自行車，卻沒有任何人能確保自行車自己會遵守什麼。

每次台灣在討論健保制度，我真的都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全國都默默接受健保是一種「無敵星星」般的存在。你不想碰它，但它會自己貼上來；它不一定會保護你，但你一定逃不掉它。 先講我家自己的真實例子。我家有三個小孩，大家前後都在國外生活過很多年。疫情前後，健保規定大家多少都知道：只要你回台灣，不管你是不是有看病，不管你是不是短期回來探親，反正你一落地，健保就會自動「復保」。你沒在台灣消費醫療？不重要。你不是為了看醫生回來？也不重要。你只要人在這片土地上，健保就會跟上來，像影子一樣。 我弟最近就是這樣，人明明在國外，沒有使用健保，過去也沒有繳。但這一年開始突然被收健保費，而且是那種「你不付就會累積」的收法。結果呢？好，既然被迫復保、被迫繳費，照理說就有資格拿那種「普發」、「全民共享」類似的政府補助對吧？結果他真的可以領。 可是我妹，同樣人在國外、同樣沒有用到健保，卻沒有被扣、沒有被通知繳費，結果普發也領不到。這是不是很荒謬？同一家人、同樣的情況、同樣都長期旅居海外，一個「因為突然被收健保」而變成有資格領錢，另一個「沒被收」反而變成沒資格。 這到底是制度太貼心，還是太隨機？ 再延伸講更核心的問題：台灣政府面對健保跟面對補助，完全是兩套邏輯。 拿健保來說，你只要跟台灣有一點點連結──甚至只是回來探親、轉機、找朋友吃飯──你都會被視為「應該繳費」。人在哪不重要，你有沒有用醫療資源也不重要。反正制度的判斷方式就是：你存在，就要付。 但輪到「普發現金」的時候邏輯突然反過來。政府開始非常在意「你現在人在不在台灣」。付錢時不用查你在哪，只要找到你就行；要給錢的時候突然開始抓條件、抓細節、抓你當下的位置。 到底是哪門子的邏輯？ 我更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身分驗證」不是用「身分證」，而是用「健保卡」。健保卡原本只是醫療用途，現在變成國家最高級的身分證明工具。那如果一個人健保卡被鎖卡呢？照制度來說他還是公民，照道理應該也有權領補助。但政府自己把身分制度和醫療制度綁在一起，等於是你健保卡卡住，你整個國家身分就半殘。 這種設計到底是方便人民，還是方便政府？ 我其實很清楚，政府會說這是「行政系統的統一」、「確保資格」等等理由。可是，制度的實際效果是什麼？就是繳費義務跟領錢資格根本不是同一套邏輯在判斷。 要你付的時候，世界上哪個角落都找得到你；要給你的時候，政府突然開始裝忙，開始在那邊查你是不是當下在國外。 用我自己的經驗來說，這跟以前馬政府時期的普發是完全不同的操作。那時我人在國外停留好幾年，我的家人照樣能幫我領，因為那個邏輯很簡單：普發就是普發，所有人都該領，不管你當下在哪。那才叫真正的普發。 但現在的制度，是什麼？「名義上普發，實際上條件一堆。」「要你付時身份清楚，要給你時身份模糊。」 我不反對健保，我也知道健保是台灣很重要的制度，但問題不是健保本身，而是行政邏輯的不一致。你不能讓人民在不同制度裡面，時而被視為「台灣人」、時而被視為「系統外」的人。這不是國家該有的態度。 更荒謬的是，有些人明明繳了健保，被迫復保，但回國只待幾天、完全沒有使用醫療資源，還要繳一年份的保費。反過來，有些人明明是公民，結果因為人在國外、健保狀態不同，就被排除在普發之外。 你如果真的要用明確制度來管理，那也沒問題。但制度就應該「邏輯一致」。你不能既想收錢，又不想承認人民的資格。 一句話總結現在的現象：該把你當成納稅人時，政府很準；該把你當成受益人時，政府開始選擇性失明。 這就是我家人這一年遇到的真實荒謬，也是很多海外台灣人共同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