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ie yang

我常常覺得，台灣整個行政體系裡最奇妙的一群人，就是公務員。尤其不是基層，而是 職等越高、越接近決策的人，越容易展現出一種奇特的特質： 講話很會，但負責很慢。規定講得頭頭是道，但實際上願意承擔、願意拍板的人，永遠消失在流程裡。 這不是我在刻意酸，是這些年的經驗累積下來形成的一個觀察。 你會發現：在民間企業，效率問題是員工的責任；但在台灣政府，效率問題會被制度包裝成「必要流程」，責任自然就稀釋到找不到人要負。 到底為什麼台灣公務員特別「不敢負責」？我想從幾個層面說說。 1. 台灣的「不犯錯文化」比「做好事文化」還強 台灣的行政體系裡，一件事要順利做成，需要三件事同時發生： 沒有人反對 規定找不到漏洞 沒有人可能因此被檢討 只要這三條其中一條有風險，事情就會立刻停擺。 你問為什麼？因為在公務體系裡，「做事」和「犯錯」之間的距離太短，而「犯錯」和「究責」之間的距離太長。 換句話說：做越多，風險越大；做越少，越安全。 所以政府很多政策會看到這種荒唐現象： 該執行的事情拖半年 出錯的事情推半年 民眾的事情等到他麻木 上級的事情立刻處理 只要誰想做改革，反而會被同儕當成「破壞和諧的人」 這不是個案，是結構。 2. 「流程」在台灣是防彈衣，不是工具 台灣的公務體系，非常迷信「程序正義」。這本來是好事，但在台灣，它已被扭曲成： 只要程序齊全，內容就不需要負責。 我舉幾個大家都看過的真實情境： 例子一：你找某單位申請一件很簡單的東西 結果你會遇到： A 說要找 B B 說要先問 C C 說需要 D 簽 D 說這個要 E 開會通過 E 開完會後，說要再補件、等下一次會議 半個月後，你問進度，對方通常會回答： 「目前程序還在進行中，我們依法行政。」 注意看，他沒有回答你的問題，也沒有任何承諾。但這句話能把所有責任一次抵銷。 例子二：明明搞砸了，但永遠找不到誰負責 你一定看過公部門的經典 SOP： 東西壞了 → 送廠商 廠商說正常

如果要說台灣交通裡最奇妙的一群人，我覺得不是汽車，也不是機車，而是——自行車騎士。你說他們弱勢嗎？好像是，但你看他們在路上的行為，又完全不像弱勢。反而更像一種「法律邊緣存在」，誰都碰不到、誰也管不了，卻每天都在路上自由穿梭。 其實我不是要指責誰，我只是單純想弄懂：為什麼這群人可以同時擁有最大自由，卻承擔最少責任？ 自行車的地位模糊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程度 台灣的交通分得很細，但是一講到自行車，整個邏輯就開始鬆掉。它到底是車？還是行人？答案好像是：「看你自己想當什麼。」 因為實際上你會看到的情況是這樣： 想快，就跑到車道跟汽機車一起流 想安全，就跳上人行道 想抄近路，就逆向一下 想聊天、放鬆，就兩台並行慢慢滑 更神奇的是，不管發生什麼事，旁邊的車幾乎都會被期待「一定要讓」。不是因為法律，而是因為「反正他是自行車」。 我沒有要否定他們的使用權，而是覺得這個狀態真的太不平衡。 自行車沒有車牌，基本上就是「無法檢舉」 台灣的交通有一大部分靠檢舉在維持，這大家都知道。但自行車因為沒有車牌，基本上： 違規沒人能拍 出事沒有溯源 法規也很難落實 所以你看到很多本來「不應該被鼓勵的行為」，卻因為沒有成本而變成習慣。不是因為騎士故意，而是環境讓他們習慣「反正沒差」。 這才是核心問題：沒有制度，就會讓好的行為變得沒有誘因，壞的行為變得沒有代價。 我真的常常覺得，自行車騎士也不是壞，只是制度讓他們太鬆了 汽車犯規有罰單，機車犯規有罰單，自行車……真的大部分時候就是「算了」。政府也知道問題存在，可是因為「自行車等於環保」這種政治正確的框架，很多配套一直不敢做。 結果變成： 基礎執法做不到 配套規劃不完整 騎士自我保護意識也被寵得很低 交通自然亂掉。 所以不是要說誰「跩」，而是：一個沒有制度約束的族群，很難期待他自律到哪裡去。 你說自行車弱勢沒錯，但弱勢不是免責 我覺得很多時候，一些騎士真的誤會了「弱勢」這件事。政府保護弱勢，但不是讓弱勢不用遵守規則。保護不代表寵溺。這兩個概念在台灣常常被混在一起，害到的不是別人，是整體交通環境。 自行車可以做得更安全、更有秩序，但前提是：制度要先到位，責任要先明確。 其實我也不是針對騎士，我是在疑問：為什麼台灣的制度永遠缺一塊？ 政府推動自行車上路、推動運動、推動綠能很好，但奇怪的是，每一個政策都少了一個「責任配置」的部分。 你要大家騎得安心，那就應該： 明確道路使用規則 設立可被檢舉的標準 建立一定程度的責任制度 與基礎建設配套起來 但台灣就是：「先上路再說，反正大家自己想辦法。」 所以變成今天這個樣子：自行車不是太上皇，是制度放著不管，害他們看起來像太上皇。 結語 台灣的交通問題一直都有，但自行車這塊真的被忽略太久。它不是壞，而是太自由。其他用路人不是想針對，而是太無奈。 如果真的想改善交通，第一步不是檢討騎士，而是：把自行車的定位、責任、制度講清楚、做完整。 否則，台灣的路永遠會像現在這樣：每個人都在小心旁邊的自行車，卻沒有任何人能確保自行車自己會遵守什麼。

每次台灣在討論健保制度，我真的都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全國都默默接受健保是一種「無敵星星」般的存在。你不想碰它，但它會自己貼上來；它不一定會保護你，但你一定逃不掉它。 先講我家自己的真實例子。我家有三個小孩，大家前後都在國外生活過很多年。疫情前後，健保規定大家多少都知道：只要你回台灣，不管你是不是有看病，不管你是不是短期回來探親，反正你一落地，健保就會自動「復保」。你沒在台灣消費醫療？不重要。你不是為了看醫生回來？也不重要。你只要人在這片土地上，健保就會跟上來，像影子一樣。 我弟最近就是這樣，人明明在國外，沒有使用健保，過去也沒有繳。但這一年開始突然被收健保費，而且是那種「你不付就會累積」的收法。結果呢？好，既然被迫復保、被迫繳費，照理說就有資格拿那種「普發」、「全民共享」類似的政府補助對吧？結果他真的可以領。 可是我妹，同樣人在國外、同樣沒有用到健保，卻沒有被扣、沒有被通知繳費，結果普發也領不到。這是不是很荒謬？同一家人、同樣的情況、同樣都長期旅居海外，一個「因為突然被收健保」而變成有資格領錢，另一個「沒被收」反而變成沒資格。 這到底是制度太貼心，還是太隨機？ 再延伸講更核心的問題：台灣政府面對健保跟面對補助，完全是兩套邏輯。 拿健保來說，你只要跟台灣有一點點連結──甚至只是回來探親、轉機、找朋友吃飯──你都會被視為「應該繳費」。人在哪不重要，你有沒有用醫療資源也不重要。反正制度的判斷方式就是：你存在，就要付。 但輪到「普發現金」的時候邏輯突然反過來。政府開始非常在意「你現在人在不在台灣」。付錢時不用查你在哪，只要找到你就行；要給錢的時候突然開始抓條件、抓細節、抓你當下的位置。 到底是哪門子的邏輯？ 我更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身分驗證」不是用「身分證」，而是用「健保卡」。健保卡原本只是醫療用途，現在變成國家最高級的身分證明工具。那如果一個人健保卡被鎖卡呢？照制度來說他還是公民，照道理應該也有權領補助。但政府自己把身分制度和醫療制度綁在一起，等於是你健保卡卡住，你整個國家身分就半殘。 這種設計到底是方便人民，還是方便政府？ 我其實很清楚，政府會說這是「行政系統的統一」、「確保資格」等等理由。可是，制度的實際效果是什麼？就是繳費義務跟領錢資格根本不是同一套邏輯在判斷。 要你付的時候，世界上哪個角落都找得到你；要給你的時候，政府突然開始裝忙，開始在那邊查你是不是當下在國外。 用我自己的經驗來說，這跟以前馬政府時期的普發是完全不同的操作。那時我人在國外停留好幾年，我的家人照樣能幫我領，因為那個邏輯很簡單：普發就是普發，所有人都該領，不管你當下在哪。那才叫真正的普發。 但現在的制度，是什麼？「名義上普發，實際上條件一堆。」「要你付時身份清楚，要給你時身份模糊。」 我不反對健保，我也知道健保是台灣很重要的制度，但問題不是健保本身，而是行政邏輯的不一致。你不能讓人民在不同制度裡面，時而被視為「台灣人」、時而被視為「系統外」的人。這不是國家該有的態度。 更荒謬的是，有些人明明繳了健保，被迫復保，但回國只待幾天、完全沒有使用醫療資源，還要繳一年份的保費。反過來，有些人明明是公民，結果因為人在國外、健保狀態不同，就被排除在普發之外。 你如果真的要用明確制度來管理，那也沒問題。但制度就應該「邏輯一致」。你不能既想收錢，又不想承認人民的資格。 一句話總結現在的現象：該把你當成納稅人時，政府很準；該把你當成受益人時，政府開始選擇性失明。 這就是我家人這一年遇到的真實荒謬，也是很多海外台灣人共同的無奈。

台灣到底是不是個白痴國家？有時候真的會讓人懷疑。 明明美國已經花了幾年，用一堆研究和國會聽證會狠狠打臉社交平台——他們不是單純演算法推播而已，是刻意誤導、刻意收集未成年少女的資料，再精準投放化妝品、塑身、美容焦慮相關的廣告。講白一點，就是用科技製造自我厭惡，逼年輕人陷入「不夠漂亮、不夠瘦、不夠完美」的恐慌。 結果台灣呢？完全沒有學到教訓。 我們不只漠視社交平台對青少年的心理操控，還能反向誤解。美國那邊很清楚：未成年少女提早化妝，不是因為「想變得更美」，而是因為「覺得自己不夠好」，是因為平台 讓她們不安、讓她們焦慮。 可是台灣網紅怎麼講？「小學生化妝不是沒自信，只是想變美啊～很正常啦～」然後一堆人按讚。 這就像是全世界都已經知道房子著火了，我們卻還在稱讚火焰拍起來很美。 更荒謬的是台灣政府的反應。沒能力管理社交平台就算了，至少承認問題嘛。結果不但沒有檢討「演算法對未成年的心理傷害」，反而超神轉移焦點： 「我們要來討論化妝品適不適合小朋友用。」「是不是應該訂一個兒童化妝品的安全標準？」 ？？？ 拜託，問題不是化妝品有沒有安全標準，問題是小朋友幹嘛要化妝？你不能讓一個國中生每天喝 700cc 手搖飲，然後討論「是否該做成減糖版本才健康」。那根本是治標不治本，而且還治錯方向。 更何況小朋友的皮膚、激素、身體發育都還不完全。醫生講過多少次？不需要、不建議、風險比大人更高。 結果政府說什麼？「要買有牌子的，不要買來路不明的。」 我真的笑出來。講得好像小學生走進百貨公司，刷卡買一整套專櫃彩妝一樣。小朋友買得起？家長願意買？這根本就是把問題丟給家庭：「你們自己注意啦，政府不負責。」 台灣現在已經形成一條很奇怪的鏈： 網紅為了流量，明明知道小朋友模仿力超強，還刻意拍「小學生化妝日常」的內容。 平台演算法為了留住小孩，推更多更深的化妝、變美、自我焦慮內容。 廠商看到熱度，開始往更年輕的族群下廣告。 家長會被洗成覺得「好像正常」。 政府呢？完全看不到核心問題，只會避重就輕。 這個循環比什麼化妝品危不危險都更可怕。 其實台灣不是不能做，只是不願意做。美國早就開始要求社交平台： 不得對未成年進行精準行銷 不得大量蒐集未成年使用行為 必須限制演算法能給未成年的內容類型 甚至有州直接控告 Meta「蓄意傷害未成年心理健康」 人家是在打仗，我們是在打瞌睡。 台灣的問題從來不是「小朋友能不能化妝」，而是： 為什麼我們放任大公司用科技操控未成年，卻假裝沒看到？為什麼政府永遠只敢處理最表面的皮毛？為什麼台灣對科技侵害孩子的能力，永遠比世界落後五年？ 這才是真正值得擔心的。 而當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者比網紅還不清楚問題在哪，那真的不只是白痴，而是危險。